善兒 (化名) 曾任職幼稚園社工，在工作中經常接觸到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童及其家庭，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服務，促進幼童健康成長。幼稚園社工亦擔當保護兒童的角色，避免虐兒事件發生。如不幸發生虐兒事件，善兒需擔任積極介入的角色，並協助兒童及家庭作出妥善安排。善兒在工作的數年間，需多次處理虐兒個案，每一次，她都承受著莫大的壓力。不論是與校方及多專業的周旋，或是與家長的溝通，這些交集讓善兒就像走進了一個看不到盡頭的迷宮。更令善兒感到難受的是，她總覺得自己在迷宮中孤身前行，當她要面對外間種種的困難，她未能在工作團隊間，甚至在上司身上感受到支持。最後，她決定離職，照顧自己當刻的需要。驅使善兒作出離職決定的原因，是她的雙腳有一次嚴重出疹，令她意識到壓力已達致臨界點，身體已經發出警號，提示她要停下來。那一刻，她終於意識到——原來，一直以來，她只顧救人，卻忘了救自己。
小琪（化名）是個全職媽媽，丈夫長居內地，二人育有一子。夫婦關係疏離，小琪在港獨力照料六歲的兒子。小琪既是媽媽，也擔當父親的角色。獨自面對沉重的照顧及管教壓力，讓她幾乎沒有喘息的空間。 兒子行為表現反叛，常有對抗的舉動。每個上課天的早上，兒子總是賴床，上學總是遲到。眼見兒子對學校的懲罰滿不在乎的樣子，這讓作為媽媽的小琪十分懊惱。她既不想破壞母子關係，卻又想建立屬於身為母親的威信。每當遇上這情況，小琪都會變得很焦急。該責備，還是該哄？學校老師、社工、朋友曾給小琪不同的提議，五花八門的方法使小琪吃不消，也用不上。這種場景時常發生，讓小琪產生對自我的懷疑及責怪。到底自己能否勝任「媽媽」這個角色呢？面對這份管教壓力的源頭，似乎追溯至她成長的原生家庭種種未解的心結——那股對「愛」、「被理解」、「被重視」的渴望，始終沒有被好好地聆聽。這驅使她參與「重訴我心」照顧者為本介入試驗計劃，好讓她回應內心的各種聲音。 在六節輔導中，小琪開始學習回到自身的需要，傾聽內心深處的聲音。「我想由自己話事！(由我自己作主)」是小琪第一節輔導見面時，向輔導員強烈地表達的一個想法。話音剛落，「我真的可以做到嗎？」小琪開始娓娓道出她的成長故事。
阿樂（化名）是一位初出茅廬的言語治療師，日常工作負責評估、診斷及治療兒童言語發展遲緩的問題。她每天都需要為不同程度有言語障礙的孩子，提供言語訓練、與家長跟進孩子的進度、恆常的文件處理，這一切都讓阿樂忙得不可開交。 身為前線助人者，阿樂的日常工作充滿了情緒疲勞。家長的憂慮與期待、同事間工作表現的比較、上司的評論與要求，這些都一層層的壓在她的肩上。日子漸長，阿樂發現她的焦慮多了，身體容易出現大大小小的不適徵狀，她慣常都會馬上約見不同的醫生，了解身體不適的原因，從而對症下藥。但這幾次，她都未能從醫生口中得出明確的答案。隨之而來，恐懼、害怕的感覺逐漸增多，使阿樂察覺或許這是工作壓力帶給自己的信號。恰巧地，阿樂在網上資訊留意到「重訴我心」照顧者為本介入試驗計劃，服務對象涵蓋社福界的前線同工，特別是工作上有照顧弱勢社群需要的。於是，阿樂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參與了這個計劃。 初次見到阿樂時，在她身上感到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混沌與迷惘感——一種久被忽略的疲憊與休息。藉這六節的輔導，阿樂娓娓道來自己的故事。阿樂面對每天密密麻麻的日程表，縱有怨言，但未曾想過放棄。她利用自己的私人時間，不斷進修和學習，閱讀不同的參考資料，以彌補自己工作經驗的不足。這不單為了孩子的訓練進展和成長表現，更是一個證明自己的方法。同時，她也要兼顧家中各項大小事務，這對阿樂而言是「應該」的。她要盡快適應工作、要成為稱職的言語治療師；她要適應獨自生活，成為一個「高級大人」。這份「應該」背後帶有一種說不出的無奈與無助。阿樂苦笑道，她一直都是個自我要求高的人，不容許落後於他人。眼見同屆的同學在業界有不同的成績，阿樂不期然地再加快了自己的步伐，追趕他們的節奏。當遇上工作上的阻滯，往往會令阿樂很不安，懷疑是否自己能力不足，告訴自己需再用多雙倍的努力，這樣使阿樂變得很內耗。
一個多月前的星期六早上七時，母親起床時意外跌倒。驚見她整個身軀躺在地上，頭部撞向床欄，我慌忙召喚救護車。住院一星期後回家，她的情緒和生活痕跡隱藏著她內心所承受的創傷。 去年盛暑一個晚上，晚飯期間，母親忽然感到眼前一黑；不足半分鐘，她顫抖著，低聲說：「我看不到東西」……我推著輪椅，按照職員指示，在公立醫院雜亂的急症室左穿右插數小時，終於有醫生開腔：「妳是她女兒嗎？立即上病房，婆婆中風了！」那是個非常擁擠的急症病房，母親被安排躺在病房走廊盡頭轉彎角落的一張臨時病床。她雙手緊緊地抓著床欄，哭著說：「……我要回家！」她入院第四天，主診醫生來電：「婆婆的維生指數已恢復正常水平，沒需要留在病房……」。不到半小時，職業治療師來電：「……妳要上班嗎？若家人暫時未能安排照顧，病人可轉往療養醫院一星期。」我毅然回應：我會負責照顧她。她是我的母親。 三年多前的農曆新年，我們數姊弟為母親歡慶九十歲生日。怎也沒想到數天後，她會忽然抱病。平常喜歡逛超市、愛打扮的她，霎時間成為進出醫院的長期病患者。清秀的臉龐，再沒有溫暖的笑容配襯她機靈的眼神。更意想不到的嚴峻考驗——即使我守候身旁，竟會發生一次又一次的家居意外。我在廚房洗菜時，母親在客廳扶著助行架忽然倒下；飯後坐在沙發上打瞌睡時，她忽然滾墜地上……
「在家中，甚至老家的母親、同僚中，我好像是唯一的解難者。事事有求必應，好疲累。」 「如滿足不了其他人的要求，不被肯定、認同，覺得我不被接納、自己無能力、自己吾(不)夠好，我令别人失望。」 「那些不被接納的感覺、令自己不安、擔心、甚至好驚(很害怕)，心中忐忑卜卜聲(蹦蹦跳)、有硬物壓住和’new
從小到大，常從親友口中聽到誰人患癌了，接著就跳到去治療、最終結果，但從來未聽說過作為家人，如何面對與照顧。是因為那些感受不重要故此被省略？還是這些痛苦確實難以宣之於口？我上網搜尋關於癌症病人家屬的資訊，想找一篇能夠讓我得到共鳴的文章，關於作為家人，作為照顧者的親身經歷，但實在難以找到。因此我想寫下我的經歷，填補這一片空白。我並不打算寫一個我陪爸爸勇敢對抗癌症的故事，只想坦露我們面對癌症時的脆弱與無力。別人說，經歷過難關會令你成長，但我很想問，可以不要用這個方法嗎？陪伴爸爸奔走醫院的日子，成為了日常。爸爸說，走過醫院那蒼白且冰冷的走廊，像是沒有盡頭的路。他覺得很孤獨，無人能夠理解和明白，只能自己走過這段路。他時常痛哭，想起為家人帶來負累，想起失去了工作能力。相反，我卻沒有再哭過。每次爸爸大哭，我都走近默默從旁安慰，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像個機械人。我容許爸爸表達感受，但阻止自己流露出任何一絲疲累與心痛。直至走進輔導室內，我開始面對那些埋藏在深處的感受。起初，我並不認為自己有資格自稱「照顧者」。我是在職人士，沒有花很多時間在家照顧爸爸；而且化療為爸爸帶來的副作用，並非「照顧」就可以解決，我無法減輕他身體的痛楚，無法讓他有胃口吃飯，無法令他安穩入睡，無法消除他對死亡的恐懼。我甚至懷疑，為甚麼他的狀況會越來越差，是我照顧得不夠好嗎？我發現，「照顧者」這個字讓我覺得很重。我只想當個「陪伴者」，當個陪伴他的人，讓他在孤單的路上，抬頭看到我在旁就足夠。但「陪伴者」也需要被陪伴，何姑娘就是那個在我身旁的人。比起說「輔導員」，我更加覺得她是我的「陪伴者」，與我同行。有一次，我把輔導室內的所有東西塞進一個植物盆栽當中，泥土被壓實，植物也快歪倒。何姑娘就著這棵植物問了我好些問題。「植物被很多東西壓住，會覺得很重嗎？」「但她無法選擇。」「她有甚麼感受呢？」「我不知道，我又不是她。」「那你有甚麼感受？會很辛苦嗎？」「不會，我覺得很開心。」「但我看到你在哭。」我在家中幾乎不能哭，而這裏是個可以讓我安心宣洩情緒的空間。輔導不是讓我學會當個完美的照顧者，而是讓我接受自己可以在照顧路途中覺得傷心、無助、不滿、憤怒；我可以選擇先照顧好自己，容讓存在休息這個選項。而此刻有人坐在對面聆聽著。我知道，陪伴並非永久，最終我們會說再見。何姑娘只會陪我走一段路，就像我也只能陪爸爸走一段路。分別時會不捨會流淚，但比起記住這種痛，我更希望記住何姑娘曾經出現在我生命裏，正如我希望爸爸除了記住化療的痛苦，同時也記得我真摯的陪伴，一些我們苦中作樂的時光。記得爸爸確診患癌時，正值木棉樹棉絮飄落的時節，我看着雪白的棉花隨風飄走，突然好怕爸爸也會這樣飄到遠方，捉也捉不住。但半年過後，再憶起這事，我卻希望爸爸能放下一直肩負的重擔，像棉花一樣輕飄飄地過活。在確診當天，爸爸說：「我一定會打勝仗」，但現在我想你知道，你能否對抗癌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阿靜(化名)是因家人的狀況有變從外國回港的女士，父親在十年前患上癌症、疫情期間阿靜回港探望，父親的情況急轉直下，令她決定放下外國的生活回港照顧病患的父親。父親於疫情時離世，同月，發現身於外國的弟弟於情緒及身體出現狀況，有部分時間更聯絡不上弟弟，需要尋找國外的資源協助。幾經轉折，終於尋回弟弟並回港。弟弟卻發現有腦瘤，需要作手術及各種療程。這陣子的阿靜還沒有空間為父親去世的哀傷，便開始了照顧有精神困擾及受癌症影響的弟弟和高齡、高焦慮、有腦退化的媽媽。 由於家人的身心狀況，家中只有阿靜能外出工作，家庭的所有開支、重擔也落在的她的肩膀上。由於經常要陪伴家人覆診，阿靜也不能作全職工作，只能尋找兼職應付家庭的需要。雖然年輕時她也在港生活，但從沒有接觸社區的資源，亦沒有很多朋友在港可支援。在評估時，她表達在參加「重訴我心」照顧者為本介入試驗計劃前的生活是一日過一日，面對將來沒有什麼可計劃，因計劃完全趕不上變化。 參加本計劃後，一方面，有機會協助她處理成為照顧者而引伸出的情緒，包括對母親的憤怒、對弟弟既愛且恨的矛盾、擔心家人身體或情緒的焦慮、經濟壓力等。另一方面，則有機會於六節輔導中看看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以及其互動如何維持今天的狀況。
這是一個關於四口之家——父母與兩個女兒的故事。最初，大女兒的抑鬱症狀逐漸顯現，在社工轉介下開始接受臨床心理輔導。然而在深入接觸後，我發現不僅是大女兒，這個家庭中的父母和小女兒也同樣深陷情緒困境與抑鬱之苦。 這個家的溫暖，早在十七年前便因父母之間的情感隔閡而逐漸流失。父親因早年不快樂的家庭經歷，長期飽受抑鬱困擾；母親则在生下第二個女兒後，因與丈夫關係疏離而經歷了產後抑鬱。儘管每位成員都深愛這個家，但父母長期的冷戰卻讓家成為了一座無形的情緒牢籠，最終每位家庭成員都深受影響。 幸而透過「重訴我心」輔導計劃的資助，這個家庭得以獲得專業支持，共同面對孩子與自身的抑鬱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