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靜(化名)是因家人的狀況有變從外國回港的女士，父親在十年前患上癌症、疫情期間阿靜回港探望，父親的情況急轉直下，令她決定放下外國的生活回港照顧病患的父親。父親於疫情時離世，同月，發現身於外國的弟弟於情緒及身體出現狀況，有部分時間更聯絡不上弟弟，需要尋找國外的資源協助。幾經轉折，終於尋回弟弟並回港。弟弟卻發現有腦瘤，需要作手術及各種療程。這陣子的阿靜還沒有空間為父親去世的哀傷，便開始了照顧有精神困擾及受癌症影響的弟弟和高齡、高焦慮、有腦退化的媽媽。
由於家人的身心狀況，家中只有阿靜能外出工作，家庭的所有開支、重擔也落在的她的肩膀上。由於經常要陪伴家人覆診，阿靜也不能作全職工作，只能尋找兼職應付家庭的需要。雖然年輕時她也在港生活，但從沒有接觸社區的資源，亦沒有很多朋友在港可支援。在評估時，她表達在參加「重訴我心」照顧者為本介入試驗計劃前的生活是一日過一日，面對將來沒有什麼可計劃，因計劃完全趕不上變化。
參加本計劃後，一方面，有機會協助她處理成為照顧者而引伸出的情緒，包括對母親的憤怒、對弟弟既愛且恨的矛盾、擔心家人身體或情緒的焦慮、經濟壓力等。另一方面，則有機會於六節輔導中看看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以及其互動如何維持今天的狀況。
在過程中，阿靜憶起自小父母的關係，夫妻關係好壞也間接影響了母親與子女的關係。或許華人家庭中也有「腳頭好」「腳頭不好」的文化在內，姊弟二人出世後父母的婚姻生活也直接影響媽媽如何對待二人。相反，阿靜與父親的相處中，她較能感受到父親的愛𡃶及教導，令她可以在關係中自在一點。
從輔導中，她明白到自小已開始接收媽媽的焦慮以及要照顧弟弟的期望，同時內心深處也希望可以滿足到媽媽對自己的期望。這份發現，令她漸漸明白為何對母親的一言一語有一種莫名的憤怒、加上弟弟於病後無日無終的要求，令她感覺到要滿足弟弟只令自己的人生不斷被侵食。面對弟弟的要求，阿靜每次的堅持又換來自己無盡的內疚。
「這些是媽媽的選擇及焦慮，你不需要肩負這一切，你可以有自己的生活」阿靜在輔導過程中，漸漸建構了一位「內在治療師」，每次當媽媽進入焦慮時，「內在治療師」試圖透過這幾句回應降低她的焦慮時，阿靜開始不會有過激的情緒回應，亦漸漸放下一定要滿足媽媽期望的意向。
由於弟弟經常在家內有一些滋擾的行為，治療師鼓勵阿靜尋找社區精神健康的服務，希望在社區內有人可關顧弟弟於精神層面的需要。此外，在一次衝突下，阿靜鼓氣勇氣報警，弟弟亦因此開始接受入院的治療。雖然如此，呀靜也會不時經歷因報警令弟弟短暫失去自由而感到內疚。輔導裡亦讓她了解內疚背後對弟弟的心意。
弟弟在住院期間，得到藥物以及不同專業的協助下，加上家人每天的探訪和支持，精神狀態漸漸穩定，更願意在出院後入住宿舍，重整生活的節奏及習慣。阿靜和家人們也可以重拾生活的節奏。姐弟間的相處終於可以跳出每天在角力的狀態，重見久違輕鬆自在的相處，即使偶爾也會有一些小爭執，但現在也快可以復和。靜亦看見弟弟漸漸對將來的生活多了一份積極和希望。
阿靜也漸漸走出媽媽對她的期望枷鎖，開始重拾自己的生活節奏，包括尋求生活興趣、嘗試一些新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她不用將照顧者成為她人生的惟一角色，恢復姐姐與弟弟相處，是一份較為平等的同儕關係。種種的轉化，讓阿靜也漸漸跟欣賞弟弟的部分連結起來。
